專家認為，5年來“8·11”匯率改革成效帶來一系列積極影響——

　　人民幣成為全球最穩定貨幣之一

　　今年是“8·11”匯改5周年。5年來，人民幣匯率彈性明顯增強，以市場供求為基礎，有貶有升、雙向浮動，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了基本穩定。專家認為，匯改最大的成效是使人民幣匯率機制成為應對外部強烈沖擊的“減震器”。

　　今年是“8·11”匯率改革5周年。2015年8月11日，中國人民銀行宣布調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報價機制，做市商在每日銀行間外匯市場開盤前，需參考上日銀行間外匯市場收盤匯率、外匯供求情況及國際主要貨幣匯率變化，向外匯交易中心提供中間價報價。

　　5年來，人民幣匯率彈性明顯增強，以市場供求為基礎，有貶有升、雙向浮動，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穩定。專家認為，5年來，人民幣匯率發生了一系列積極變化，這與2015年推行的匯改密不可分。匯改最大的成效是使人民幣匯率機制成為應對外部強烈沖擊的“減震器”。未來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仍需積極、穩妥、有序推進。

　　匯改成效顯著

　　“8·11”匯改，央行啟動了包括調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報價機制、加大參考一籃子貨幣力度等多項內容的改革。此次匯改被認為是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的重要一步。

　　植信投資首席經濟學家兼研究院院長連平表示，匯改使得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形成了“收盤匯率+一籃子貨幣匯率+逆周期因子”的定價機制，之后還推出了包括資本流動、交易成本、離岸市場和市場預期管理等一系列適應性和配套性機制改革和政策完善。從總體上看，人民幣匯率5年來保持基本穩定、階段性雙向波動、彈性明顯增大，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進一步完善。從2015年至2016年人民幣貶值和資本外流形成相互促進的反饋循環，到2017年至2020年在外部強烈沖擊下人民幣匯率階段性有序雙向波動、資本流動基本平衡——5年來的機制改革和政策完善方向正確、措施得當。

　　“匯改抓住了提升匯率形成機制市場化整體水平的‘牛鼻子’。”在中銀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管濤看來，匯改優化了做市商報價，有利于提高中間價形成的市場化程度，保持了價格的連續性和透明度。同時，擴大了市場匯率的實際運行空間，更好地發揮了匯率對外匯供求的調節作用。

　　連平認為，匯改取得的成效，為中國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各方面都帶來了一系列積極影響。比如，人民幣匯率彈性增大有助于抵御外來經濟波動的沖擊，有助于保障宏觀經濟平穩運行，尤其是有助于避免貨幣政策在內外平衡方面陷入困境，使得貨幣政策可以較為專心致志地應對國內經濟問題。匯改最大的成效是使人民幣匯率機制成為應對外部強烈沖擊的“減震器”。

　　匯率保持穩定

　　央行最新發布的《2020年人民幣國際化報告》顯示，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數據，2005年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截至2019年末，人民幣名義和實際有效匯率分別升值32.3%和46.7%。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全球已有70多個央行或貨幣當局將人民幣納入外匯儲備。

　　“人民幣成為全球最為穩定的貨幣之一。”光大銀行金融市場部分析師周茂華表示，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全球主要經濟體先后陷入停擺，金融市場波動劇烈程度超乎投資者想象，負油價、美股熔斷、匯率劇烈波動、黃金暴漲……人民幣匯率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波及，波動幅度擴大。但從橫向比較，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在主要國際貨幣中最小，成為全球最為穩定的貨幣之一。

　　周茂華認為，目前全球疫情拐點未至，不少經濟體陷入防疫與經濟重啟的兩難，全球疫情防控形勢依然嚴峻，部分脆弱經濟體面臨潛在貨幣危機與債務危機風險，全球金融市場波動加劇，這不可避免地對人民幣匯率穩定構成影響。但從我國疫情防控形勢向好、經濟基本面穩健、人民幣外匯市場趨向成熟及人民幣資產吸引力持續增強等方面來看，人民幣匯率整體有望處于合理均衡水平附近穩定運行。

　　“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對外向型經濟和產業提供了良好的外匯市場環境，有助于對沖匯率的順周期波動，降低相關企業的匯率風險。”連平表示，匯率的雙向波動和彈性增大，有助于培育企業的匯率風險意識和匯率管理能力，提高其對匯率波動的適應性。尤其是使企業認識到靠自身能力很難有效應對匯率波動風險，從而主動尋求金融機構的幫助，使得越來越多的外向型企業能夠運用金融機構提供的工具來規避匯率風險，提高應對匯率風險的能力。

　　改革仍在路上

　　央行近日發布的第二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提出，繼續推進匯率市場化改革，完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保持人民幣匯率彈性，發揮匯率調節宏觀經濟和國際收支自動穩定器的作用。同時，注重預期引導，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站在5周年的時點上，下一步匯改時機是否已經臨近？現階段外部形勢復雜嚴峻，中國又該選擇怎樣的匯率政策？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課題組認為，為應對國際市場種種挑戰，選擇靈活的匯率制度、建設相關外匯市場以及在此基礎之上的人民幣國際化是必經之路。越是在面臨外部沖擊的關鍵時刻，越有必要實行更加靈活的匯率制度。人民幣走向“清潔浮動”是一個正確的方向，也是資本市場進一步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的基礎。

　　“在人民幣實現‘清潔浮動’的道路上，要避免持續大規模地干預匯率，因為這不僅會產生直接代價，也會付出不必要的宏觀經濟代價，包括對物價、實際利率及資產價格的影響。此外，外匯干預也無法遏制資本外流。”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課題組表示。

　　連平認為，在“8·11”匯改取得成功的基礎上，未來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的步子可以邁得更大一些。一是進一步擴大企業部門人民幣自由兌換的程度，允許企業部門在資本流動和貨幣兌換方面有更大的自主權。二是允許匯率波動幅度進一步加大。要推動企業更多地運用金融機構的衍生產品來規避匯率風險，這樣整個經濟體抵御匯率風險的能力就會大大提升。三是提升未來匯率機制改革以及相關政策的透明度和前瞻性，這有助于提升市場的運行效率，有助于形成理性的市場預期，并穩定市場預期。四是進一步加強和完善離岸和在岸市場的協同管理。未來人民幣將進一步國際化，在各國更多持有人民幣的同時，如何有效地管理境外人民幣市場匯率波動的影響，對于將來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和國內經濟的平穩運行都至關重要。

　　周茂華認為，一方面，在全球不確定不穩定因素增多的背景下，要繼續深化人民幣市場化改革，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使得人民幣匯率成為我國應對外來沖擊的“減震器”；另一方面，要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加快國際貿易清算、結算等基礎設施建設與外匯衍生工具創新，減少匯率波動對我國及全球貿易的影響。

　　(文章來源： 經濟日報，作者：姚 進 )